（圖說）紀錄片談到，紐約華人幫派逐漸消失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從政或經商等。
電影《角頭》系列先後於2015、2025年上映，票房成績亮眼，甚至被視為台灣黑幫電影代表作。有趣的是，在真實世界中，也有網友（Thomas WXY）在YouTube發佈以台灣黑幫以及美國華人黑幫為背景的紀錄片，並分析兩者發展的最大差異：紐約的華人幫派更多由移民脆弱處境催生以自保為核心的互助體系，台灣的角頭則更深地與地方社會結構、宗教與地緣網絡相連，兩者在「被需要」的邏輯上「異中求同」，也就是說，當正式法治與社會服務無法覆蓋社區安全與歸屬需求時，非正規組織便以功能性形式出現，並在一定程度上被社區容忍或利用。
紀錄片中，素人導演Thomas WXY訪問多名早期移民紐約的華人，其中一人是來自台灣的Julian（化名）。他於片中回想自己九零年代在唐人街的求學生涯，當時放學後，華人學生常聚一起與欺負他們的非裔同學鬥毆，甚至發生致命槍擊事件，層出不窮的校園暴力讓他們意識到，加入幫派有時是自我保護的唯一選擇，尤其對於對剛抵達美國的年輕移民，幫派還提供急需的歸屬感和庇護所。
Julian舉例，「我們剛到這個國家的時候，英文不好，英文不好就會被霸凌，很多黑人就說你不會說英文，然後你的眼睛太小，你們身上很臭，因為你是Chinese food。」他提到，三年級的時候跟著父母移民美國，因為父親後來出現酗酒及家暴問題，自己便在13歲離家出走、露宿街頭。在飢寒交迫中，幫派青年收留了Julian，也讓他找到「家的感覺」，最終Julian選擇加入東安幫。
素人導演Thomas WXY也訪問一名台灣退休刑警老李（化名），他提到，台灣的幫派成長路徑雖有所不同，卻有類似共鳴，早年的角頭幫派往往依附於地方勢力或廟宇，六七十年代各地都有角頭「大哥」招攬流浪青少年，投靠他們既能養活自己，也能受到約束，「那個時候幫派老大很有分量，小弟們絕對聽話，不能吸毒，不能性侵，不能做讓人唾棄的事。」這種江湖道義在華人幫派文化中被稱為「義氣」。
老李提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唐人街確有商戶每週向所在街區幫派交納「保護費」，換取對店鋪的基本「看護」，不同街道常由不同幫派「看管」，外來勢力（包括其他族裔的犯罪團伙）都不敢輕易進犯，某種程度形成一種實際的治安保障，這也替當時尚未成形的華人群體，在治理層面上換取相對和平及穩固的社區。也就是說，華人幫派在美國移民社區呈現出強烈的自保與生計色彩——弱勢群體在遭遇暴力與排斥時，逐步將幫派視為相對可行的互助機制。
在台灣，此情況則更多是「地方勢力」的邏輯，角頭常依附於廟宇或鄉里勢力，擔當糾紛調處者與地方秩序的維繫者，通過地緣網絡招募無家可歸的青年，提供食宿與歸屬，同時以「義氣」、「規矩」約束成員行為，形成同時具有社會控制及互助性質的組織。有趣的是，警方在執法資源與社區溝通的不足，也與角頭促成某種「默契」，警局有時會向幫派打聽線索，容忍其在可控範圍內的內部爭鬥，藉此維持更廣泛的平民安全。導演認為，台灣的幫派帶有更顯著的地方治理色彩—不是單純的暴力團體，而是在地方權力結構中，兼具有治理功能的非正規組織。
紀錄片也探討21世紀後，紐約傳統華人幫派的式微與轉型。在美國，九零年代的「敲詐勒索組織法」（RICO）可謂重創紐約華人幫會，許多幫派大老被定罪，與此同時，新生代華人受教育程度提高，他們更傾向於通過正當途徑發展，也因此，昔日的幫派逐漸銷聲匿跡，諸多成員選擇「洗白上岸」，轉向餐飲、房地產甚至從政。在台灣，掃黑行動迅速瓦解幫派勢力，幫派團體從公開暴力轉向低風險高收益的犯罪，如電信詐騙和毒品走私，隱藏在企業外衣下，「街道表面變得安靜，但活動轉入地下」。
紀錄片也提到，美國華人社會正探索以更積極的方式填補過往早期華人幫派對社區群體的正面助益，以紐約為例，便有前洪門「CEO」 Karlin Chan的前社團人士投身社區治安巡邏，組織義工巡守街區，並計劃投入政壇，凝聚當地華人的向心力；臺灣則是警方與民間團體加強合作，提供青年輔導和就業機會，試圖截斷黑幫的招募鏈。
導演指出，幫派的式微並不意味著社區自我治理功能的徹底消失，而是以更為合法的形式存在，台灣與紐約華人黑幫在根源與表現上存在差異，紐約的幫派更多由移民脆弱處境催生以自保為核心的互助體系，台灣的角頭則更深地與地方社會結構、宗教與地緣網絡相連，但兩者在「被需要」的邏輯上可以說「異中求同」，也就是說，當正式法治與社會服務無法覆蓋社區安全與歸屬需求時，非正規組織便以功能性形式出現，並在一定程度上被社區容忍或利用。
他認為，從幫派興起到轉型，代表社會的發展始終需要有人去維護秩序、凝聚人心，紐約的華人幫派便是社區自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衍生出的形式，雖然在歷史會被遺棄且鮮為人知，卻又真實存在，與其問「黑幫是什麼？」，或許更應該反思，「黑幫是在何種制度與文化力下會被需要？」
